周濂：把当下交给兴趣、把未来交给命运：人工智能时代的“成人”教育

本条来自 虎嗅（Business / 中文商业），聚焦 technology、ai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教育危机”的警告犹如“狼来了”的寓言，说者了无新意，听者漫不经心。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，这一次，狼似乎真的来了。所谓“危机”，是旧的范式正在死去、新的范式尚未成型的过渡期。在这个过渡期，除了耐心与等待，更需要积极的反思和行动，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：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人如何“成人”？让我们先......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，作者：经观观察家，原文标题：《周濂：把当下交给兴趣、把未来交给命运——人工智能时代的“成人”教育》 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教育危机”的警告犹如“狼来了”的寓言，说者了无新意，听者漫不经心。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，这一次，狼似乎真的来了。所谓“危机”，是旧的范式正在死去、新的范式尚未成型的过渡期。在这个过渡期，除了耐心与等待，更需要积极的反思和行动，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：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人如何“成人”？ 让我们先提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：三体人需要教育吗？ 按照刘慈欣的设定，三体人的思维彼此透明。他们无需通过语言传递想法，只要两个及以上的三体人出现在同一时空，任何一个三体人都可以自由提取其他人的脑电波。正如刘莘在《教育的本质》中所指出的，这种“思维透明且可任意传递、储存和吸收知识”的物种，根本不需要教育。 然而地球人并非如此。我们的身体是有边界的：哪怕与最爱的人紧紧相拥，也不可能真正融为一体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思想是不透明的：你永远无法完全彻底地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 正因为人类的身体有边界、思想不透明，我们才是一个个独立的“个体”。个体需要教育和成长。人非草木——草木可以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蓬勃“生长”；人亦非机器——人工智能的能力随着技术迭代而“增长”。人的躯体在生长，大脑中的知识在增长，但归根结底，最适合描述人的概念是“成长”。对人而言，成长意味着“要在不断突破个体性的限制的同时，维系和发展个体性。” 成长的根本条件是“不成熟”。相比草木和机器，人拥有独属于自己的“不成熟”。2019年，马斯克来到中国，与马云进行了一场关于未来的对话。有人说二者的区别在于：马斯克在用商业模式推动科技进步，而马云是用科技手段服务于商业模式。也有人说，马斯克像个疯狂的科学家，而马云更像一个成功的商人。但在我看来，马斯克是一个不成熟的人，而马云则是一个成熟的、或者说早熟的人。 对于成年人而言，不成熟似乎是贬义词。但是换个角度看，一个成年人依旧不成熟，未必全然是件坏事，这或许说明他依旧对已知事物保持怀疑，对未知事物保持好奇，不是用句号或叹号面对世界，而是不断打出问号：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不可以那样？还可以怎样？在这个意义上，马斯克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——当然，在此我们不去探讨他短暂从政的表现。 在根本意义上，马斯克就像一个孩子，对世界保持着充沛的好奇心。好奇心从何而来？来自不可遏制的兴趣与热情。有趣的是，马斯克本人也办过教育。在他创办的学校里，孩子们不是按年龄分班，而是按兴趣和爱好分组。孩子们自主选题，自发进行小组讨论和跨领域研究，自由探索和交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老师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：帮助孩子确定兴趣和方向，但极少给孩子的成绩打分。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：“教育就其本身来说，没有目的可言。只有人，即家长、教师等等，而非教育这一抽象的概念，才有目的。因此，他们的目的是无限多变的，因不同的儿童而异，随儿童的成长而变。”马斯克所实践的，正是杜威的教育理念——他的教育没有预设的目的，或者借用他本人的说法：“要让教育去配合一个人的天赋和能力，而不是让人去配合教育。”在这个意义上，如果说教育有目的，它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“成其所是”。 在古希腊悲剧《俄狄浦斯王》中，俄狄浦斯之所以能成为忒拜国王，是因为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。 斯芬克斯之谜是一个隐喻，它以最原始的方式追问“人是什么”这个永恒的问题。然而，如果你真的读过《俄狄浦斯王》，就会发现一个悖谬的事实：俄狄浦斯虽然道出了“人是什么”的答案，却对自己的出身和遭遇一无所知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杀父娶母的罪人，不知道自己与所生子女之间的真实血缘。简而言之，俄狄浦斯回答了“人是什么”，却不知道“我是谁”。 康德同样追问“人是什么”。在著名的三大批判中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追问“人能知道什么”，《实践理性批判》研究“人应该做什么”，《判断力批判》探讨“人可以希望什么”，合在一起，正是在回答“人是什么”。 然而时至今日，关于“人是什么”，无论是俄狄浦斯的古老寓言，还是康德的恢宏体系，似乎都不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回答接近真相。拉美特利提出的命题惊世骇俗，他的结论是“人是机器”： “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：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。它由体温推动，由食料支持。没有食料，心灵便渐渐瘫痪下去，突然疯狂地挣扎一下，终于躺下，死去。” 1748年，当拉美特利提出上述命题时，世人对他嗤之以鼻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在哲学史上的标签一直是“庸俗的唯物主义者”。但是站在2026年的今天，这个命题似乎正在变成现实。 十年之前，也即2016年，阿尔法狗与围棋高手李世石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，最终以前者的大获全胜告终。这场人机大战引发了正反两派观点：反对派坚信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超越人类智能；支持派则站在物理主义的立场，主张人工智能终将超越人类——虽然人工智能尚未发展出自我意识，但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，只要算法足够复杂，机器就会拥有与人一样的意识。 物理主义的核心主张是：一切心灵状态都可以还原成物理状态。这意味着，那些看似人类独有的特性，机器同样可以获得。比如，“自由意志就可以还原为拓展未来可能性的能力，想象力就可以还原为连接不同事物的能力，创造力则是无中生有的能力……这些看似属于人类独有的属性都可以还原为算法和计算力。”事实上，按照物理主义的思路，“所谓棋感、棋风、大局观云云不过是人类在计算能力欠缺时求助的直觉和本能。” 假如——我说的是假如——物理主义是对的，那么有心灵的生物与无心灵的机器之间便无法划出清晰的边界，机器人原则上也可以拥有心灵。事实上，我们早已身处算法的社会。现在的问题或许已经不是AI越来越像人，而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像AI。 谷歌前首席科学家库兹韦尔曾预言：“在21世纪结束前，人类将不再是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或最有才华的物种。好吧，让我暂且收回这句话——刚才这句声明的真实性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‘人类’。” 曾几何时，这种科技末世主义的论调有如天方夜谭，但现在似乎正一步步成为现实。用政治“锁死”科技的想法，也日渐显得不合时宜——一方面，民主在衰微，威权在崛起；另一方面，世界已经进入以AGI为焦点的军备竞赛。 怎么办？ 我始终认为，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，无论未来通向何方，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“人是机器”或者“机器是人”，而是“我”必须成为“我自己”！ 是的，真正重要的，是作为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必须要成为我自己。 我甚至认为，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直面的核心任务。因为有些问题只能从第一人称单数“我”出发，才可能获得有意义的回答，例如：如何面对死亡？生活有什么意义？我应该如何生活？ 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在于：第一，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，即使有一天科技昌明到可以给出物理主义式的回答，也仍然无法消解每一个具体的人内心的困惑；第二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不等于没有答案。上述问题如果是有答案的，并且答案是有意义的，就必须由回答者自己赋予自己以答案。 如前所述，人非草木，亦非机器，只有人才能“成长”，而成长意味着只有人才拥有属于“个体”的、无法与他人彻底分享的“经验”。 什么是经验？经验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，不是对外界信息作出的简单刺激—反应，不是量化意义上不断累积的数据，经验是第一人称单数意义上的“我的经历”和“我的体验”。经验是不透明的，它只属于你。随着经验的成长，一个人将获取知识，提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将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感受、记忆、愿望、信念、兴趣和热情。 我所担忧的是，人工智能对于人的成长，尤其是人的经验的成长，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此话怎讲？且让我们回到杜威《民主与教育》中总结的经验生长二原则： 第一，“经验的连续性”原则：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某些东西，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。只有在具有连续性的经验中，人才会获得真正的“成长”。 第二，“经验的交互性”原则：受教育者在经验的内在生长过程中，遭遇他者的经验生长，二者的互动与结合，才有可能使受教育者不断超越自己的狭隘经验，进而使人格从片面走向完整。 不幸的是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这两条原则都有可能遭遇重大挫折。 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的“外挂大脑”——它运转迅捷，功能日臻完善，可以使受教育者更快地获取新知，解答数学难题，编写程序，甚至提供所谓的个性化学习。但在根本的意义上，这是一种单向度的索取和输出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互，其后果是，它将阻碍经验的交互性，从而阻碍个体经验的成长。 试举两例。大约一年前，一位程序员朋友在群里自述，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借助ChatGPT写代码，在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，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：他自己构思程序的能力在下降，更要命的是，他需要耗费更多注意力才能读懂代码和配置文件。换言之，尽管ChatGPT提高了效率，但他个人的能力却不增反减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的女儿一直苦于作文水平难以提高，自从用上豆包和DeepSeek之后，最近两次作文都拿了高分。可问题在于，孩子的语文能力真的提高了吗？她对于汉字的敏感性真的增强了吗？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。 再来看经验的连续性。众所周知，马斯克旗下有九家公司，其中对人类命运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不是Starlink，而是Neuralink，因为脑机接口技术一旦成熟并成功商业化，就有可能彻底截断人类经验的连续性。 想象一下：你的大脑上有一个U盘接口，若想了解五代十国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，就插入一个历史U盘；若想体验乔丹的传奇人生，就插入另一个NBA的U盘。这个初看起来令人心驰神往的未来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知识、情绪、记忆，甚至潜意识，都可以被反复改写与更新。 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的融合，在积极的意义上，可能会带来社会的迅猛发展——比如帮助人类治愈疾病、更快地获取新知。但代价是截断每个人的自然成长过程。更进一步，因为每天都可以过完全不一样的人生，脑机接口技术有可能让人类从此进入一个不可逆的精神分裂症时代。当人类的生存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随建随拆，当人类的智力和情感可以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，人格的统一性、生活的统一性，乃至文化本身，都将分崩离析。 乐观的人会说，人工智能将带来人的解放。例如，代替人类从事高危行业，让更多的人摆脱疲惫不堪的工作。但是，当绝大多数人最终摆脱了工作的烦恼与困扰，他们真的就此获得了“解放”吗？ 关于人的解放，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于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的这段话： “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，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，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，明天干那事，上午打猎，下午捕鱼，傍晚从事畜牧，晚饭后从事批判……” 但是，在我看来，人工智能时代非但不会带来这幅解放的图景，相反，更可能出现的是如下场景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，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，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打掼蛋，明天打掼蛋，上午打掼蛋，下午打掼蛋，晚饭后还是打掼蛋。 一言以蔽之，人工智能将放大人的懒惰，让人类彻底丧失思考的意志，遑论思考的乐趣。 问题还不止于此。有数据显示，未来可能有95%的人失业。最先被取代的是白领工作，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工作——78%的法律职业将被人工智能取代，生命科学、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61%的工作将不复存在；最不容易被取代的，反而是建筑行业和服务业。这让我想起网上流传多年的一个老梗：“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，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，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，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”如今看来，这不是玩笑，而是预言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大家的确都有同样“光明的前途”——我们集体失业了。 令我稍感欣慰的是，在即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行业名单里，没有找到“哲学”。对此有两种解释：第一，哲学不配进入这个名单；第二，哲学是不可被取代的。 第一个解释显然不无道理。哲学从来都是边缘学科，“毕业即失业”对于哲学系学生而言早已不是新闻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越来越觉得第二个解释或许才是正解。在展开论述之前，不妨先问一个问题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？ 虽然在脱口秀和喜人舞台上，最能引发观众共鸣的话题（甚至没有之一）便是吐槽老板、抱怨“牛马生活”。然而，职业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其实是一块“遮羞布”——它让人们不必去面对那个微不足道、难以言说的自我。 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日常经验。面对陌生人时，我们总是依赖职业身份进行自我介绍：我是某大厂的员工、某大学的老师、政府公职人员，或者某平台的网红博主。这些林林总总、形形色色的身份标签，帮助我们搪塞他人，遮蔽、保护那个几乎从不被认真审视的自我，也帮助我们回避那个根本问题：我是谁？事实上，一旦失去职业身份的保护，我们将不知如何向陌生人介绍自己。喜欢打掼蛋，刷短视频，读网络小说，闲时啃自己的手指甲，或者在阳光下发呆——凡此种种，都不足以与他人分享，更不足以定义“我是谁”。 据说全球的AI公司都在招聘哲学博士。我不清楚哲学能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些什么，但我相信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每个人都被迫成为哲学家，或者说，每个人都被迫开始认真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：除了“我是谁”，还包括“生活的意义是什么”“我应当如何度过我的一生”等。 再说一遍，对我而言，这不是一个哲学家迎来高光时刻的时代，而是一个普通人也被迫正视哲学问题的时代。 对于“失业”者来说，如何“杀死时间”（kill time）成了最大的难题。因为此时，时间不再是“海绵里的水”，而成了海洋里的水——烟波浩渺、无边无际。闲暇也不再是令人向往的对象，而成了必须克服的负担。 当此之时，或许正是重返学校本义的最佳时刻。学校的英文“school”，源自古希腊文的“闲暇”（scholē），其本义是“度过闲暇的地方”。当闲暇之地从学校延展到社会，从少年时代延伸到整个人生，如何有意义地度过闲暇，便成了贯穿一生的课题。 前不久，我在人大的“哲学导论”课上，给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分享了一个故事。主角是一位私立中学的女孩，自幼酷爱观鸟。从小学起，她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参与观鸟活动——起初在京郊，继而到大江南北，最后走向世界各地更广阔的天地。她见过1500多种鸟类，不仅在学校创办了观鸟社团，还开设鸟类知识小课堂，组织校外观鸟活动，邀请专家来校举办讲座。不难想象，如果在公立学校，这个女孩的特殊兴趣不仅不会受到鼓励，反而可能遭到压制。但在私立中学，她的热情不仅没有被浇灭，而且凭借这个看似无用的兴趣，拿到了牛津大学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offer。 课后，一位人大的学生给我来信，表达了她的困惑：“如果喜欢鸟类的小朋友突然不感兴趣了怎么办？如果她只培养单方面的兴趣，缺少基础教育，未来的成长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？”她进一步质疑道：“小朋友的兴趣是不固定的，从小找到兴趣并发展成终其一生的兴趣毕竟是少数。我们真的要那么重视小朋友的兴趣吗？也许可以把它当成业余爱好。”她的结论是——还是觉得公立教育的通识教育方式更重要，也更适应大多数人。 收到来信，我思忖良久，回复道： “同学你好！来信收到。我觉得不必特别担心那个孩子会突然丧失对鸟类的热情。首先，她并没有放弃其他学科的学习而全身心投入鸟类研究；其次，只要是真心热爱的兴趣，持久性往往超出预期；再次，哪怕将来兴趣改变，也不是灭顶之灾——人这一生，本就会在不同阶段改变兴趣和重心，而这正是人生有趣和好玩的地方。” 我接着告诉这位学生，讲这个例子的目的有两个： “第一，每一个人都应在人生中找到让你充满热情的兴趣和爱好。只有热情和兴趣，才有可能把你和更多的人、更多的事进行深度连接，使你的生活通往更加丰富、更加多元的地方。第二，现行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并不真正鼓励孩子发展这种非主流的兴趣，而是将所有人强行锁定在同一条赛道上，进行残酷的筛选和淘汰——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” 不久，这个孩子又追来第二封信，她说：“老师，我的兴趣都很短暂，一直找不到特别喜欢的事情，怎么办？” 我回复说：“短暂的兴趣也是兴趣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尝试把暂时的兴趣做到极致，然后，它就有可能生长为长久的兴趣。所以关键在于——去做，去实践。” 无独有偶，2026年度菲尔兹奖得主邓煜在接受采访时，对“当下正对数学产生兴趣的年轻人”说了类似的话：“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——其实不只是数学，做任何事都一样。先做自己真正喜欢的，至于这件事别人是否欣赏、是否认可，那都是后来的事。” 刚刚结束的高考季里，无数家长在为孩子填报志愿而焦虑。传统观念里，专业选择总是与就业前景紧密捆绑。可是，在任何热门都可能变成冷门、任何预言都可能落空的今天，我们或许应该放弃“以就业为导向”的思维，转而接受“以失业为前提”的理念。教育应该回到最本源处——兴趣驱动，问题引导，聚焦于个体的经验与成长。 正如邓煜所说，重要的是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哪怕它是短暂的兴趣，也值得全心全意地投入。如果说“做到极致”过于超纲，那就不妨将兴趣“做多一点点”：刷到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的抖音切片，觉得有意思，便去搜看五代十国的纪录片；看到一个游戏解说，被剧情深深吸引，便去读了原著小说。这个过程并不宏大，也许转头你又有了新的兴趣，那也没关系，兴许有一天，你就发现了那个“长久的兴趣”，甚至找到了可以“终身陪伴”的兴趣。 那个可以终身陪伴你的兴趣，没准就是你向陌生人介绍“我是谁”时的一个入口，尽管你依旧无法用一句话定义“我是谁”，但没有关系，因为“认识你自己”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，它的答案，存在于你每天“多做一点点”的行动中，不断生长、变化和自我修订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兴趣不仅是“杀死时间”的消遣，更是建构自我与世界深度连接的生产性行动。 杜威说：“哪里有生活，哪里就有充满激情和渴求的活动。因此要想发现激情与渴求，就要重新发现生活。”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，就让我们把当下交给兴趣，把未来交给命运。 生活不在别处。这里就是罗德斯岛，就在这里跳吧。 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）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教育危机”的警告犹如“狼来了”的寓言，说者了无新意，听者漫不经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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