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又丢脸到全世界了

本条来自 虎嗅（Business / 中文商业），聚焦 technology。 日本医学圈又传来了噩耗。7月底，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发生了一起重大医疗事故，患者是一名50余岁的大姐，患有良性脑肿瘤，她在主治医生建议下，接受了开颅手术。结果怎样？手术前脑袋有点轻微头晕，走起路来不稳，但日常起居完全能自理；手术后除了意识尚存，四肢已无法正常动弹，甚至无法自主呼吸，一辈子都要依赖呼吸机。原因......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 智先生 ，作者：Isidore 日本医学圈又传来了噩耗。 7月底，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发生了一起重大医疗事故，患者是一名50余岁的大姐，患有良性脑肿瘤，她在主治医生建议下，接受了开颅手术。 结果怎样？ 手术前脑袋有点轻微头晕，走起路来不稳，但日常起居完全能自理；手术后除了意识尚存，四肢已无法正常动弹，甚至无法自主呼吸，一辈子都要依赖呼吸机。 原因是经过主刀医生一番捣腾，她的脑肿瘤完好无损，正常脑组织却没了。 该医院是日本的顶级学术型医院，神经外科更是其金字招牌，大姐满怀希望，以为进了顶级医学殿堂，切个良性肿瘤还不是手到擒来。 结果一刀下去，人生近乎清零。 事发经过说出来都觉得离谱，主刀医生的操作堪比蓄意谋杀。 做深部脑肿瘤手术，通常采用主流开颅方式，枕下乙状窦后开颅入路，就是在病人耳后打个洞，依靠医生的空间想象力和显微镜往里掏。 周围神经密布，确实十分危险。 但主刀医生是一位拥有超过20年脑外科临床经验的大拿，手术团队配置也很豪华，副刀、助手、麻醉师、巡回护士、术中病理送检员一个不差。 尤其是术中病理送检员，这是医院特意设置的保险。 为了防止盲切，神经外科手术里有个关键流程，叫术中快速病理检查，也称为冰冻切片。 医生不能完全只凭肉眼判断，必须切下一小块组织，送去化验，等确认是肿瘤了，才能继续往下挖。 主刀大拿按规矩切了一小块，交由送检员飞奔送往病理科。半小时后，病理结果传回手术室，报告显示送检组织为正常小脑神经组织，并非肿瘤。 根据美国病理学家协会的权威数据，术中冰冻切片与最终病理的总体符合率，高达98.58%。 收到这种报告，哪怕再有经验，医生也必须立刻停下手里的刀，重新复盘术前影像，甚至呼叫上级医师来会诊。 这叫停线机制。 但主刀大拿不信邪，即使诊断报告在跟前了，他仍解释为“自己没切对位置”。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取到了肿瘤外侧的边缘地带，所以才没有肿瘤细胞，只要再往深处挖一点，就能咬到病灶了。 于是，主刀无视第一次预警，在同一片健康脑组织区域再次向内取样，二次送检病理科。 第二次冰冻病理报告传回，结论依旧是“正常脑组织，不存在肿瘤病变。” 两次快检无情打脸，已是板上钉钉的否定证据了，可大拿仍然固执己见。 他凭借绝对权威地位，力压病理科，一意孤行把患者的脑组织当成肿瘤，就这么干脆利落给端了。 别说，这种只靠主观臆断，无视循证医学的行径，挺日本的。 事后，自然是大家最熟悉的传统艺能。 在新闻发布会上，院长一行人整齐划一，给在场所有人表演了九十度鞠躬，表达“诚挚的歉意”，并宣布成立第三方调查委员会。 然而在进行事件复盘时，主刀大拿竟然没绷住，边说边笑场了，结合院方鞠躬齐刷刷漏出的澄亮大脑门，多少有点挑衅家属的意思。 有网友问，这不就是杀人未遂吗，都草菅人命了，主刀医生就算不坐牢了，起码也要革职处理吧？ 事实是，只要鞠躬态度端正，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不了了之。 有个冷知识，日本的医疗民事诉讼数量非常少，患者家属很难通过打官司维权，绝大多数恶性医疗事故，最后都会走向私下和解买断的结局。 因为日本医疗法律界有三座大山。 首先是医学因果关系举证，门槛太高。 在日本打医疗官司，法院要求必须达到“高度盖然性”，起码要有80%以上的确定性。 而想达到刑事诉讼的标准，更要符合“十中八九”原则，就是说你必须证明“如果医生没切错，患者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死或者瘫痪”。 医学本来就不是精密机械，变量太多。 只要医局的鉴定专家在法庭上说一句：“脑干部位手术本身具有极高瘫痪风险，即便切准了，以患者当时的体质，依然有相当概率，发生不可逆神经损伤。” 因果关系链条瞬间就会崩塌。 法官不是学医的，只能听专家，而专家也不会为了素不相识的患者，去把同行往死里整。 其次是缺乏外部强力监督，与独立调查第三方。 以本次“切脑手术”为例，院方都承认这是重大医疗事故了，事后调查居然还可以绕开警方和大众监督，独自进行。 这里面可操作空间简直不要太多。 就算成立第三方调查委员会，也没多大意义。 要知道，日本医疗事故的调查，高度依赖同行评审，也就是“官官相护”。 今天你帮我出个“因果关系不明确”的鉴定报告，明天我帮你盖个“自然恶化”的免责公章，这种同盟壁垒，普通百姓拿什么去打破？ 最后，司法惩罚成本太低。 日本不存在欧美那种动辄上亿美金的惩罚性赔偿制度，民法只支持实际损害填补。 加上诉讼周期漫长，律师费高昂，日本75%以上的医疗索赔案件都是医院方获胜。 家属们实在耗不起了，最后只能签署医院递来的示谈协议和保密条款，收下带有封口性质的抚慰金，放弃公开追责。 等舆论一降温，涉事主刀医生该做手术做手术，一切仿佛没发生过。 在死循环的医疗生态下，医院内部的阶级变得越发森严。 下级医生和护士被规训得像没有感情的流水线机器人，权威压倒客观，下级无力阻控的现象成为常态。 明明病理科两次发出最高级别警告，所有人都知道主刀医生切错了，却没有人敢大喊一声“停下”？ 因为出了岔子，有主刀医生扛着，但如果谁敢越级挑战权威，他的职业生涯就彻底玩完。 从主刀医生的角度出发，他的心态也很好理解，即使客观事实告诉他，切错了，但由于等级尊卑的优先级远在事实判断之上。 他不能在一般小的面前低头。 于是他把心一横，决定赌一把医运，赌赢了就是人脑战胜机器的医学经典，赌输了也没什么，鞠躬道歉时姿势更标准一点就是。 很离谱，但这绝不是孤例，翻开日本历年医疗事故史，会发现这家医院的荒唐连前三都排不进去。 1999年，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，曾发生过震撼全日本的“患者大错换”案。 一位74岁的心脏瓣膜病患者和一名60岁的肺部肿瘤患者，同时被推入手术室。麻醉师和护士连手环都没仔细看，直接把两人的病历卡给装反。 结果，主攻心脏的外科团队划开肺病患者的胸腔，花了老半天寻找不存在的心脏瓣膜病变；而主攻肺科的外科团队，划开心脏病患者的胸膛，顺手就把其正常肺部组织给切了。 手术中途，两边医生都觉得解剖结构跟术前影像对不上，但在绝对的流程惯性，和森严的等级压制氛围下，没有一个人敢问“咱们是不是弄错人了？” 直到把切下来的组织送去化验，才发现大家都切反了。 2014年，群马大学附属医院更绝，直接把手术室变成屠宰场。 该院外科的一名副教授，为了给科室冲手术KPI，把没得胆管癌的诊断为癌症，并在实操根本不熟练的情况下，强行对不需要动刀的患者实施腹腔镜肝切除手术。 在第1个、第2个患者因大出血和肝衰竭，死在病床上时，他没有停手，反而把死因归咎为“患者体质太差”。 科室高层为了维持学术排名，对此视而不见，疯狂纵容。 最后，这个医生在五年时间连续祸害了十八条人命，死亡率高达10.8%，是同类手术正常死亡率的十倍以上。 虽然东窗事发，可屠夫也不过是被取消医师资格而已，连牢都不用坐。 同样是2014年，号称日本顶尖妇儿专科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，被曝光拿几十个无辜儿童当麻醉试验品。 丙泊酚是一种强效麻醉剂，因极易引发致命酸中毒和心衰，所以全球医药监管机构都明确禁止其用于小儿ICU镇静。 但该院的资深医生无视禁令，长年将丙泊酚作为常规镇静药给儿童滥用。 直到一名2岁男童在做完颈部淋巴手术后，被大剂量注射丙泊酚惨死，真相才被揭开。调查发现，在过去几年里，至少有63名儿童被违规注射了禁药，导致其中12名无辜丧命。 讽刺的是，事发后，医院高层的第一反应是伪造病历，谎称死因是突发性心肌炎。 别以为只有医生疯狂，护士要是黑化了，举起屠刀同样毫不手软。 1999年，都立广尾医院的一名护士，错把高浓度消毒液当成生理盐水，接进女患者的静脉输液管里。 高浓度毒药顺着静脉流向全身，患者在惨烈的抽搐和吐血中，多器官衰竭而死。 面对如此低级的失误，院长又拾起传统艺能，不但没报警，还亲自下场指挥护士撕毁病历，清洗遗体，伪造虚假的死亡证明，企图蒙混过关。 到了2016年，横滨大口医院爆出连环投毒案。31岁的护士久保木爱弓利用职务之便，用注射器把高浓度医疗消毒液偷偷打进未开封的点滴袋里。 作案动机荒谬到令人发指。 如果患者在她值班时死亡，她就需要向家属解释死因并处理遗体，“这非常麻烦”，因此她专挑下班前在点滴里下毒，让患者在同事接班时毒发身亡。 为了图省事，她先后毒杀了数十名高龄患者。 2026年7月，千叶县一名资深女助产士，延续了这一丧心病狂的传统。 她利用职务之便，把含有粪便成分的污染物，混进了住院患者的静脉输液管里，大量大肠杆菌进入血液，引发严重的败血症，导致患者在极度痛苦中凄惨死去。 如此密集的草菅人命，已经不能用个体素质低下，或偶然事件来解释了。 显然，日本的医疗体系，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医疗崩坏。 祸根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日本医疗体系遭遇的一场系统性大地震。 时间回到1983年，当时日本经济虽然还在腾飞，但老龄化已初见端倪。 医疗支出在二十年里涨了52倍，尤其是对65岁以上老人实行免费医疗政策后，大量老年人把医院当成免费养老院，一住就是一年半载。 时任厚生省保险局局长抛出震动朝野的《医疗费亡国论》，断言如果不悬崖勒马，日本财政将在15年内，被暴涨的医疗费彻底拖垮。 自此，日本政府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医疗费削减之路，降诊疗报酬、搞医药分家、强推药品集采、限制病床数量。 对医院来说，最要命的是推行了DPC按病组付费制度，这种制度强行压缩患者的住院天数，逼着医院疯狂提高周转率。 公立医院资金被抽干，出现大面积亏损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冻结招聘、削减人手，导致剩余在岗医生和护士被逼到极限，工作强度呈几何级数爆炸。 这下医生们彻底不干了。 干着最累的活，拿着缩水的钱，一不小心还得去坐牢。 产科、急诊科、脑外科等高风险科室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离职潮，大批精英跑去开美容院和私人诊所。 高危科室瞬间变成无人区。 2007年，奈良一名孕妇腹痛剧烈，被救护车拉着联系了整整18家医院，全被以“人手不足”为由拒收，最后在转运途中活活耗死。 次年，东京一名70岁车祸老人，也连续被三十多家医院，像踢皮球一样拒之门外，在救护车里苦等数小时后咽气。 缺人、缺钱、残酷高压，底层医生过劳猝死，高层教授大权独揽。 在这样畸形的土壤里，孕育出拿消毒液当生理盐水的护士、拿电钻怼脊髓的神医、死不认错强切脑组织的专家，也就成了必然的偶然事件。 难怪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后，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，很多人以为他只是为了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。 没想到这是个横跨一个世纪的预言，在日本学医，真的救不了中国人。

日本医学圈又传来了噩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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